白军飞：经济学研究的科学本源与逻辑范式

内容提要： 中国经济学研究良莠不齐，一个重要原因是研究人员对经济学问题底层的分析范式和科学问题的提出范式把握模糊。本文从资源稀缺假设的前提出发讨论了经济学研究的科学本质，即服务于人类优化资源分配与利用效率的基本目标。本文提出了“主体（Agent）、行为（Behavior）与约束（Constraint）”的ABC经济学问题分析范式和“约束怎样影响行为”的C2B科学问题提出范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中国当前经济学研究中常见的不规范或欠规范问题，重点包括因果割裂、行为空心化、用行为解释行为或行为结果、核心约束不可变、痛点不痛以及困在当下七类问题。本文的核心观点不仅有利于人们更具操作性地开展经济学研究，也有利于更准确地把握一项经济学研究的核心价值和局限性，同时，对于发展和繁荣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科学性、对于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对于用科学语言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等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关键词： 经济学；研究方法论；规范性

“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

任何一门学科的研究都必须遵循相应的规范性要求。研究的规范性既包括研究成果呈现上的格式规范问题，也包括研究范式问题。呈现格式规范的核心目标在于通过规范化的形式提高科研成果的传播与转化效率；研究范式设定的核心目标则在于提升研究自身的效率。与格式规范相比较，研究范式常常是隐性的，所以在实践中并不太容易被研究人员掌握，甚至很难被意识到。经济学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常常被称为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显然也必须在其研究中遵循相应的规范性，这不仅有利于经济学研究更清晰地呈现其学科特色，也有利于促进经济学研究的创新和彰显其经世济民的学科目标。这对于新时期发展和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要市场经济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经济科学建设的科学性更是至关重要。林毅夫（1995，2001）指出，“中国经济学家必须在方法的规范性上作出自觉的努力”，其中特别强调了经济学理论创新必须遵循的规范性。

那么，经济学研究应该遵循什么样的规范性呢？林毅夫（1995，2018）指出，经济学家必须遵循的规范性包括形式逻辑内部一致性、逻辑推演产生的推论是否与所要解释的经验事实相一致、理性人的理论假设一致性；钱颖一（2002）认为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分析框架主要有三部分，包括从实际出发的看问题视角、以重要经济学理论作为参照系或基准点，以及以图形或数学模型形式存在的强大分析工具；田国强（2005）则强调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由界定经济环境、设定行为假设、给出制度安排、选择均衡结果和进行评估比较五个部分组成。据此提出，现代经济学研究要把一些基本的经济学理论或原理作为研究平台或基础，把理想状态下的标准经济学模型作为参照系或基准点，并以此作为评估理论模型与理解现实的度量尺度。显然，这些研究强调的是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研究方法上的规范问题。另外一些经济学家则更加强调经济研究中的立场规范问题，指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伟大探索，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构建必须基于这一伟大实践，必须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中国问题意识、问题导向的研究方法（如，杨瑞龙，2019）。

毫无疑问，不管是方法上的规范，还是立场上的规范对于经济学研究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但更关键的是，怎么才能把这些原则性的规范贯彻在其研究实践中？对于经验丰富的经济学家来说，这些或许都已烂熟于心，但对于更多的初学者或一些从事经济学研究多年但仍始终不得要领的研究人员而言，这并非易事。很多时候，研究人员甚至很难说清楚自己研究的问题是否是一个经济学问题。

由此，导致的不良后果十分严重。多数时候会导致经济学研究自说自话（田国强，2016a, 2016b）。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也常常被对立起来，前者常常无法把研究发现转化为政策建议，后者则常常感觉缺乏深刻的学理支撑。由于缺乏清晰规范性，很多经济学研究甚至从开始提出科学问题时就已经走上了歧途或陷入了车轱辘话来回说的死循环中（罗必良，2020），更有数不清的研究忽视了经济学研究经世济民的初心，变成了技术控，对各种定量研究方法和数学公式表现出无限的痴迷（洪永淼和汪寿阳，2020；Romer, 2015）。很多看似十分经济学的研究稍加琢磨就会发现结果并非如此，印证了卡里·纪伯伦《先知》中的哲言“我们已经走的太远，以至于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在经济学的教学指导中，学生对于老师“研究真问题、研究现实问题”的谆谆教导常常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能囫囵吞枣、生搬硬套（洪永淼和汪寿阳，2020）。这些问题不仅常常出现在各种科研项目申报书中，更频繁地出现在成千上万硕博士论文选题中，直接导致经济学研究成果良莠不齐，一边是很多经济学研究成果已进入国际顶级期刊，一边是大量缺乏基本研究规范的文章充斥在各类经济学期刊上。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经济学在很多人眼里成了一个看似富丽堂皇但却中看不中用的学科，为什么经济学家所提的建议常常被质疑在解决实际问题中的可操作性与可信度，为什么经济学研究常常成为了别人眼中的自娱自乐和严重“内卷”。显然，准确把握经济学研究的规范性并能灵活地运用在自己的研究实践中至关重要，却也绝非易事。

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中国历史上，涌现出一大批以经世济民为己任的伟大先哲和思想家，产生过无数治国理政之道，其中不乏很多朴素但深邃的经济学思想（田国强，2016a; 2016b），但具有现代科学特征的经济学却并没有诞生于中国，具有现代科学意义的中国经济学发端于俄国十月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时吸收了很多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经济学思想和实践经验。改革开放以来，又引进了以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与方法（杨瑞龙，2019），这种多渠道、更迭式的引进，一方面体现了中国经济研究和经济发展实践对理论的强烈需求及其时代性，但另一方面也为深入比较、批判、吸收和升华这些理论构成了不小的难题，加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急速发展中各种经济现象的井喷，常常令人眼花缭乱，致使对引进理论与方法的学习和吸收更容易停留在对具体理论和方法的掌握和运用层面上，很少过渡到思考理论与方法背后的科学本源及由此衍生出的规范问题上，导致研究实践中规范性的欠缺。

显然，搞清楚经济学研究应该遵循什么样的规范就离不开经济学的基本学科内涵讨论。学科内涵决定了一项研究的对象、本源目标和方法等根本问题，也就相应决定了其研究所应具备的底层规范。

本文的目标是要从实践操作层面探索经济学研究应具备的底层研究规范，重点讨论经济学问题的分析范式和关键科学问题的提出范式。为了更清晰、简洁地呈现这两个范式，我们将首先从经济学的应用科学属性入手，从“资源稀缺是经济学存在的基本假设前提”出发，论证经济学研究必须遵循“为人类改造世界或提升人类改造世界的能力服务”的根本目标，这就要求经济学研究必须深入挖掘制约资源分配低效或无效的深层次原因，也即探寻因果关系。

据此，本文提出经济学研究必须以掌握资源配置主体的不舒服、不和谐（也就是常说的“问题”或“痛点”，英文对应Problem）为出发点， 采用“主体（Agent）、行为（Behavior）与约束（Constraint）”的经济学问题分析范式（简称“ABC范式”），按照“约束怎样影响行为”的科学问题提出范式（简称“C2B[s2] ”范式），开展经济学研究。这两个范式的科学本源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当前多称之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或现代经济学）是一致的，是经济学遵循其应用科学范畴属性的自然延伸。

本文试图对照ABC和 C2B这两个范式，讨论中国经济学研究中常见的几种不规范或欠规范问题。重点讨论因果割裂、行为空心化、用行为解释行为、用行为解释行为之结果、核心约束不可变、痛点不痛，以及困在当下中七类常见问题。为更好地理解这些不规范或欠规范问题，我们将结合大量例子进行论述，其中一些例子或许与一些正式发表的文章有雷同，但这绝非指向任何一篇具体的研究。

必须强调的是，本文所讨论的ABC和 C2B范式并不能增加经济学的任何新知，其价值仅仅在于把我们对经济学研究的个人理解，用一种具有一定可操作性的方式呈现出来，以期引起更多同仁对规范性问题的关注与讨论。

科学研究是人类为认识世界和提升改造世界的能力而开展的一系列活动。其中，单纯为认识世界而开展的研究，其初始目标是满足人类的好奇心，重在探索未知现象或未知现象与现象之间的关系上，尽管这类研究常常能提高人类改造世界的可能性与能力，但其初始目的并非如此，这就是所谓的无功利的“基础研究”；与此不同，为提升改造世界能力而开展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带有十分清晰的改造世界的目标，这类研究被称为“应用研究”。之所以要改造世界，最直接原因是：当前状态（让人类或人类社会）不舒服、不和谐，所以才要改造，改造目标就是“以进入一种让人类更舒服、更和谐的状态”（米塞斯，2020）。

经济学研究本质上属于应用研究，而非基础研究 （杨瑞龙，2019；杨瑞龙，2021）。萨缪尔森在其出版的第19版《经济学》教材中这样写道，“经济学研究的是一个社会如何利用稀缺资源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他们在不同的个体之间进行分配”。田国强（2005）认为“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及人们如何进行权衡取舍的学问，正是由于资源的稀缺性与人的欲望的无止境这一对基本矛盾才产生了经济学”。洪永淼等（2021）把经济学定义为“是研究稀缺资源有效配置和人类理性选择行为的一门学科，它综合运用数学、统计学、物理学、信息科学、生物学、心理学等自然科学以及社科科学多学科的分析方法与研究工具，探索社会化大生产和稀缺资源配置的最优形式，研究政府以及各种经济主体的经济决策行为。” 显然，从这些定义可以得出，经济学研究就是要为解决资源分配或利用低效或无效的不舒服、不和谐状态寻找方案，这决定了其应用科学属性。

尽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在资本与土地是否参加价值创造并因此应该分享剩余价值上存在分歧，但二者均把资源稀缺作为讨论经济社会问题的基本前提。试想，如果不存在资源稀缺，资本家对生产资料和剩余价值的占有将不影响无产阶级对生产资料和剩余价值的占有，也就没有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当然，也很难想象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研究的出发点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显然，正是因为看到了广大工人阶级起早贪黑仍无法养活自己和家人的现实中的不舒服，才促使其深入思考社会经济中的价值源泉与分配问题，进而才有了剩余价值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应用科学，这也是由其经济学的内涵决定的。

由此不难看出，经济学研究最根本的目标就是要通过研究找到提高稀缺资源利用与分配效率的方法，这正是它的初心。在新古典经济学尤其在微观经济学中，这一点十分清晰，其整体构架都是围绕着消费者、生产者和劳动供给者研究其在各种资源约束下的行为决策问题，以试图找到制约资源有效利用的原因，从而才有可能通过改变制约因素优化资源分配与利用。与微观经济学不同，宏观经济学更加强调财富增长与福利分配，并更加重视政府行为在其中的作用，但同样，所有的财富增长和政府行为都离不开资源稀缺的前提。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新古典经济学所关注的物质生产被置于生产关系下加以研究，也就是说马克思不仅强调生产要素的有效利用，更强调价值创造在不同生产要素之间的分配与实现问题，进而揭示了资本家无偿占有劳动者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生产基本特征。显然，除了落脚点不同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同样关注资源的利用与分配问题。

提高资源分配与利用效率就必须找到导致其低效或无效的原因，也就是必须找到对应的因果关系。现象与现象之间的关系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如包含、互补、互斥、独立等，但只有存在因果关系，才能通过改变“因”实现改造“果”的目标。放在经济学上，就是说，只有找到导致资源利用低效或无效的原因，才能通过改变这些原因，实现对令人不舒服、不和谐的资源配置的改造目标。换言之，如果一项研究不是直接以此为目标，或者不能为实现此目标做出阶段性、局部性的贡献，就很难说是一项规范的经济学研究。

对于这样一种因果关系的执迷几乎贯穿于所有经济理论研究中，不管是新古典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理论其实就是理性人在某种限制条件下，做出最佳的选择而产生了这个理论所要解释的现象（林毅夫，2001），这里的限制条件即为因，而要解释的现象即为果。举例而言，消费者的商品选择就是价格“因”的作用结果，囚徒困境则是博弈双方在信息不对称“因”下的理性选择结果；同样，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产品社会化是导致资本主义国家周期性经济危机这一必然结果的根本原因。因此，规范的经济学研究，不管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不管是宏观层面研究还是微观层面研究，不管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学体系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其研究的根本目标都离不开寻求资源利用与分配的更优方案。正是这一点决定了经济学作为应用科学应该遵循的底层规范。

当然，经济学研究是应用研究，但并不排除经济学家可以为了做好应用研究而开展大量基础研究（更准确地说是应用基础研究）。比如，经济科学定量研究中必需的数据收集工作常常是由经济学家建立的。同样，为了更好地做好应用研究，经济学家也常常开展一些模型建设、参数估计方法，甚至是计算机程序开发之类的方法导向型的研究工作。但是，类似数据收集、估计方法开发这类的研究本身并不能直接促进资源分配与利用的优化，只是可以更好地助力研究人员实现这样的研究目标，因此这些工作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研究。这一点恰恰也契合了近年来许多学者所提出的“经济科学的研究范式应该由方法导向转向问题导向”的观点（朱富强，2013；王国刚，2017）。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类研究并非经济学家专属，事实上，在数据收集与数据库建设方面，统计学家或信息科技研究人员通常比经济学家更具优势，而在数理模型开放与参数估计方面往往数学家、统计学家和计量学家的优势往往更加明显，他们与经济学家的不同可能仅仅在于不同学科采取的分析工具和关注重点的不同，譬如，文学家叶圣陶就用文学的手法在《多收了三五斗》中描述出增产不增收的经济问题。这一点也进一步说明，即便这类研究由经济学家完成，也很难凸显经济学研究的学科特色。

 此外，经济学研究以探寻影响资源分配与利用的因果关系为目标，并不等于每项独立的经济学研究都必须具备完整的因果链。事实上，在经济社会中，现象与现象之间的因果链通常长而复杂，比如从原因A到结果E可能要先后作用于B、C和D才能构成完整的因果链条，这中间还可能在任何一个环节受到外部力量的干扰，因此，不难想象，一项单独的研究多数时候并不能完整地揭示出A到E的因果关系，这就意味着，单独切出来其中的一个片段研究也常常是有价值的，比如研究C与D的关系与作用机制。显然，这样的研究对于最终揭示A到E的因果关系具有重要的阶段性意义，但必须强调两点：一是，单独回答这个问题并不涉及主体的行为决策或资源分配的改变，因此，严格地讲这一问题就不是一个经济学问题。二是，如果在研究C-D的作用机制时，研究人员不能把其置于A-E的完整链条中（即使这样的完整链条只是理论上的待检验假说），就很难准确地看到这项研究在推进科学认知中的价值与局限[1]。

[1]事实上，这类着眼于因果链条之间的研究正是经济学家常说的机制分析（mechanism analysis），重点在于探索从“因”到“果”的作用路径与方式。机制分析不仅有利于人们更深入地理解“因”与“果”之间的作用逻辑，更有利于人类诊断为什么相同的“因”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果”，从而有能力在不同的环境中复制出在其他环境下发现的因果关系。人类在对关系的作用机制缺乏认知的条件下，可以利用已知的因果关系对结果进行改造，但这种改造是被动的、局限的，而认识了因与果之间作用机制，就掌握了主动权，人类不仅可以利用现有的因果关系，还有可能创造未有的因果关系，或改变影响因果关系的外部环境而控制因果作用关系的大小，甚至方向，也可以更加系统地评估改变因果关系之外的环境（或环境中的其他个体或现象）带来的溢出效应，从而掌握改造世界的主动权，把握全局性。

3.1 ABC分析范式

为了找到制约资源分配和利用无效或低效的原因，经济学家就必须研究那些掌握着资源分配和利用权利的主体（Agent，缩写为A）及其行为（Behavior，缩写为B），因为正是他们的行为决定了资源分配当前高效或低效的状态。在古典经济学中，这些主体包括政府（掌握着国家层面上的一切资源）、企业（掌握着完成生产所需的要素、技术等资源）和消费者（掌握着个人的禀赋、劳动时间等资源）；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这些主体不仅包括掌握着自己劳动力的无产阶级、掌握着生产资料的商业资本家、掌握着大量土地的土地所有者，甚至还包括了掌握着军队、法庭、神权等资源的贵族、宗教特权和政府。这些主体在做出资源分配决策的时候除了自身资源稀缺这一基本约束之外，还可能面临着一系列内在与外在约束（英文为Constraints，缩写为C），如能力、信息、技术、市场结构、政治体制、气候条件等等。这样，我们就得到了经济学研究中分析问题的“ABC范式”。值得再次强调是，B（行为）是A（主体）在C（约束）条件下，根据自己的目标进行优化后得到的结果，一旦B确定了，也就相应确定了其资源分配的方案和对应的资源利用效率这一结果。

上述ABC的分析范式不仅适合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也适用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框架。以一个英国宪章运动时期的工人为例，每天的工作时间长达14-16个小时，身心受到严重摧残。既然日以继夜地工作都无法养活自己和家人，那么为什么不换工作呢？在霍布豪斯（1911）看来，即使工人有主动离职的自由，但是劳动作为财富的唯一来源，离职会直接导致自己和家人面临更严重的生存危机，虽然离职后他拥有重新选择雇主的自由，但是在资本家总是力图通过延长工人的工作时间来榨取更多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早期，工人的实际处境只不过是从被一个资本家剥削变成了被另一个资本家剥削；为什么不自己开工厂呢？答案更加简单，因为对于一个普通的工厂工人来说，可能既不掌握工业化生产的技术，也无法承担昂贵的机器设备，完全依赖传统的手工生产则根本无法与大工厂里生产的产品竞争。显然，靠加班加点出卖更多的劳动时间即便无法充分养活自己和家人，但也是既有约束下工人的最优选择。显然，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工人作为劳动供给者的主体（A）、其劳动时间决策（B）及其在决策时面临的一系列诸如技术、资金、制度等的约束（C）。

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这样一个分析范式下得到的资源分配方案（B）是行为主体（A）在当前约束（C）下的最优决策，但并不一定是最有效的，后者需要与一个参照进行比较，才能做出判断。比如，以个体的预期或此前的资源分配方案做为参考，也可以和其他主体（个体或群体）的资源分配方案为参考。为了更清楚地理解这一点，我们继续假设该工人A现在工作的工厂建立了工会，并作为工人的代表可以和资方进行劳资谈判。可以想象，在没有工会的时候，工人为了达到养家糊口的目标，决定每天在工厂工作15个小时，挣1.5英镑，一天中其他的9小时用作睡觉和其他个人事情，假设我们以小时工资率为其劳动力资源利用效率，则为1.5/15=0.1英镑/小时；在有了工会这个新的约束后，该工人可以每天继续工作15小时，留给自己和家庭9小时，但此时一天可能会得到3英镑，则其劳动力资源利用效率提高到了3/15=0.2英镑/小时，高于原来的0.1英镑/小时；他也可以仍旧一天挣1.5英镑，但有了工会后，可以每天只工作10小时，从而得到0.15英镑/小时的劳动力资源利用效率。显然，与有工会前的状态相比较，该工人的劳动力资源利用效率得到了提高，或者也可以说，是工会这个原因的出现使得该工人从原来的不舒服状态有能力过渡到相对舒服的状态。同样的道理，我们也可以比较同一时点上该工人和其他从事相同工作的工人的劳动力资源利用效率，并通过找出制约他们劳动力资源利用效率低的外在约束（比如是否接受过相应的技能培训），从而为改造这种低效状态提供可能。

放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ABC的分析范式同样清晰。以市场主体企业为例，一个最基本的企业决策问题可以表达如下：

在决策模型（1）中，决策主体（A）是生产性企业，其假定目标是实现利润最大化。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企业需要通过购买生产要素（X），并采用技术 f 生产出产品 q，p 和 w 分别表示外生的产品和要素的市场价格，c 表示该企业所拥有的初始资源。显然，企业的行为决策（B）在于选择购买多少生产要素 x ，以及如何组合要素（如劳动力、资本、土地等），p, w, c, f 则是其面临的约束（C）；而产量q和利润则是该主体（A）行为（B）一旦确定后（也就是资源分配完成后），就可以根据相应的约束（C）计算得来，并不独立涉及主体的资源分配行为（方便起见，之后将其称之为行为的结果）。

3.2 从ABC分析范式到C2B的科学问题提出范式

一旦找出了一个经济学问题中的ABC，就很容易提出对应的科学问题，基本范式是，“该约束（C）对该行为（B）或行为之结果是什么影响？”，本文把这种科学问题的提出范式缩写为“C2B”范式（即从C到B的范式）。接下来，继续以上面的例子对这个范式进行解释。

首先是上述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企业利润最大化的例子。在一定的假设前提下，上述模型（1）可以通过拉格朗日函数求导得到最优解：

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行为方程。诚如工人决定每天工作15小时挣1.5英镑一样，  要素选择也是企业主体基于自己利润最大化目标的最优决策，或称最优资源分配方案，但如果我们进行纵向或横向的比较，或者按照人类发展认同的其他指标（如可持续性）比较，这一资源分配方案可能就是低效的，这正是该主体的行为B对应的不舒服状态。那么，经济学研究就是要试图探索是什么导致了这种不舒服的状态，也就是要找到  的影响因素。以方程（2）来说，理论上影响  的因素最少有p, w, c, 和f ，此外还可能有一些并非直接从模型（1）中导出的其他因素（暂时统称为E）和随机扰动项。那么，在实践中，这些理论上的影响因素是否真的会显著影响  ？如果影响，是如何影响？影响有多大？显然，这正是经济学家最感兴趣的基本科学问题，因为只有找到  的影响因素，才有可能找到解决  所处不舒服状态的办法。

对模型（2）中的p, w, c, 和f 分别求导，就可以得到 和,,和，这样我们的科学问题就转化成了可以进行实证检验的假说，如 ： 。注意到，这个待检验假说的分子正是主体A的决策行为B，而分母正是其进行决策时面临的约束C。用科学问题（Research Question，缩写为RQ）表达就是，某个约束（如）是否会影响该主体的决策行为？也就是，某个C是否会影响B？这就是经济学研究中对应的C2B科学问题提出范式。

为了在下一节中更好地理解当前经济学研究中的不规范问题，有必要强调三点：

一是，在这个基本的科学问题中，最根本的不舒服状态一定在主体的行为B上，因为正是B决定了资源分配的效率，用医学上的说法，B是病根所在。这也正是经济学研究为什么一定要来自现实世界的根本原因。

二是，研究所关注的约束C必须最少满足两个条件：（1）C对B是因果关系（也就是C是B的充分条件）；（2）C必须是人类在现有技术和伦理范围内是可变的，如果C不能改变，则即便C对B有统计上显著的因果影响，也无法通过改变C实现对B的改造[1]。

三是，基于模型（2）中得到的  ，就可以进一步得到  和 ππ ，这就是行为对应的结果方程。以利润（π）方程为例，左边对右边的变量求导，就可以相应地得到 πππ和π ，这样，检验每个约束对行为B的结果是否存在因果影响，就成了经济学研究中另外一种常见的科学问题表述方法。事实上，我们常常更容易在行为B的结果上（比如这里的q和  上）观察或感受到的不舒服状态，比如农民种植玉米的单产低、种粮不挣钱、企业竞争力不足等，都是在行为结果上感受到的痛，而不是直接观察或感受到农户或企业行为上的不舒服状态。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类似 π 的科学问题只是隐藏了主体的决策行为，并不是其背后没有决策行为。借用医学上的概念，这里的反应的是病症表现所在，而病根仍在行为B上（也就是在  上）。这可以很容易地从 ππ 的等式中看出来，其中等式右边的第二项即为上述的模型（2），也就是真正涉及到资源配置的行为决策问题，而方程等式右边的第一项（ π ）只是行为向前的一步延伸，其本身并不再涉及主体行为或资源配置问题，理论上完全可以根据模型（1）的目标方程通过数学运算得到，在实践中，从  到 π 还可能受到其他一些不在理论模型里的因素以及一些随机误差项的影响，但只要这些影响中不涉及市场主体行为的变化，就不是经济学上的科学问题。

再来讨论一下上面的工人与工会的例子中的科学问题。现在，假如研究人员并不知道是工会导致上例中工人劳动力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那么问题是，为什么该工人会接受0.1英镑/小时这么低的劳动力资源利用效率呢？或者说是什么制约了其决定为每天1.5英镑工作15小时呢？答案可能是多方面的，经济学家需要思考的是，在众多可能因素中哪个或哪些最有可能影响该主体的行为决策，进而提出相应的假说。经济学家当然可以尝试各种可能会影响该工人主体决策的因素，并通过观察或收集数据进行一一验证，这其中可能就会找到工会这个因素。但更高效的方法是，基于已知的某些理论或逻辑推理提出一种假说，如经济学家可能会基于谈判能力理论推理出工会的存在可能是影响其决策的重要原因，因为工会有着比单个工人无法企及的谈判能力。这样，该经济学家要回答的科学问题就可以更具体地表达为：工会是否能够提高工人的劳动力资源利用效率？这可以进一步表达成一个待检验假说（ ： ），其中B仍代表该工人的劳动力分配决策，  代表该主体所在企业是否有工会，是A做决策时面临的众多约束条件之一。显然，这个例子也可以通过ABC的分析，并利用C2B的范式，提出相应的科学问题。

上述关于经济学研究中的ABC分析范式和C2B科学问题提出范式显然遵循了应用科学研究改造世界的基本目标，为从经济学视角实现这个目标提供了可能。为了更清晰地理解ABC范式及如何从中导出关键科学问题，也为了便于讨论下一节的不规范经济研究问题，我们把上面的讨论置于图1中。

[1] 另外还有一个鼓励的条件——最好C对B的影响不仅是统计上显著的，还要在经济层面上是有意义的（也就是相较于干预C所需要付出的成本，干预产生的资源利用效率改进更大）。对于这一条来说，通常是在研究之后才能得到观察到，因此，C对B是否一定存在经济意义本身并不影响科学问题的价值。

      基于前述关于科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的基本目标，以及由现代科学研究方法决定的ABC范式，我们试图在本节中梳理当前经济学研究中常见的7种不规范或欠规范问题。我们做出不规范或欠规范的判断标准：这样的研究是否能够实现经济学研究实现资源配置优化的目标。为了便于理解，本文先给出图1的简约式（图2）。在下面的讨论中，将把各种情况对标到图3中，从而帮助读者更清晰地看出，为什么我们认为这些情况是不规范或欠规范的经济学研究。为了更清晰地做到这一点，下面的讨论会对大量用一些例子帮助读者理解，其中可能有部分与发表的期刊文章有雷同之处，但绝非有任何指向。请不要对号入座。

本文从资源稀缺的经济学存在前提出发，首先讨论了经济学研究本质上属于应用科学研究，因此其研究必须服务于人类优化资源分配与利用效率的基本目标。围绕经济学的这一底层逻辑，我们提出了经济学研究所需要具备的“主体、行为与约束”的ABC分析范式，以及“约束怎样影响行为”的C2B科学问题提出范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中国当前经济学研究中若干常见的不规范或欠规范问题，重点包括因果割裂、行为空心化、用行为解释行为或行为结果、核心约束不可变、痛点不痛，以及困在当下七类问题。本文的核心观点不仅有利于人们更具操作性地开展经济学研究，也有利于人们更准确地把握一项经济学研究的核心价值和局限性，同时，对于发展和繁荣中国经济学的科学性、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以及用科学语言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等，都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经济学研究的ABC范式正是这句话的逻辑延伸。

但是，行文至此，必须强调，本文既不想把大家局限在这个“自以为是”的经济学研究范式中，也不试图对任何与举例相似的研究进行批判。科学研究本身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否定-肯定-再否定-再肯定”的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任何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尝试和努力都是构成人类知识阶梯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只要是研究人员大胆提问、认真求证得到的研究结果，放在人类认知世界的长河中都是有价值的。本文强调的研究范式，只是试图引导大家跳出身处的庐山，更准确地看到自己研究的价值和局限，进而有可能更加清晰地规划自己未来的研究，这不仅有利于强化研究与研究之间的连贯性，更十分有利于知识积累的高效传播和与创新。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核心观点主要是针对以企业、劳动者和消费者为主体的微观经济学。受笔者认知的局限，核心的ABC范式和C2B范式与本文进行的不规范讨论是否也能够适应用以政府为主体的宏观经济学研究范畴，尚有待进一步讨论。此外，尽管本文的讨论集中在微观经济学上，一些科学的逻辑对于包括管理科学、行为科学、环境与生态科学等社会科学或社会科学与自科科学的交叉研究可能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2021年12月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