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 格里高利·曼昆（Nicholas Gregory Mankiw, 1958- ），美国经济学家。29岁即成为哈佛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之一。曾就读于麻省理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现为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同时担任马萨诸塞州剑桥的一个非营利性智囊团——国家经济研究局所属的货币经济计划部主任，还被聘为国会预算办公室及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的顾问。曼昆同时还供职于ETS考试研发委员会下的经济学高阶水平考试委员会和NBER商业周期委员会。

 

 

　　经济学家们喜欢摆出一副科学研究者的模样，对此我心知肚明，因为我自己也经常这样干。在给本科生上课的时候，我很刻意地把经济学描述成一门科学，以免学生们在开课的时候就把它当成不切实际的文科。在大学里，物理系的老师们可能会觉得很有趣，因为我们喜欢拿自己的学科和他们攀亲，我们会及时提醒大家，经济学家们在用精确的数学来构造理论，收集庞大的个体和总体行为的数据，并采用最高深的统计技巧，来获取不受偏见和意识形态干扰的实证结论，至少我们自己是这样期盼的。

　　当美国经济在挣扎着摆脱衰退的时候，我去华盛顿担任了两年的政府经济顾问。在那之后，我意识到宏观经济学这个分支与其说是天生的科学，不如说是某种应用工程。上帝把宏观经济学家们派到地球上来，并不是让他们去构想和检验精美的理论，而是要解决实际问题。而且，他扔给我们的问题绝非小事。催生宏观经济学的大背景是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是前所未有的经济崩溃，当时，人们的收入水平大幅降低，失业迅速蔓延，毫不夸张地说，整个资本主义体制的生存都受到了置疑。

　　本文将总结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简史，并对已有的成就进行评价。我的观点是，这个领域的发展应归功于两类宏观经济学家——其中一类把自己的工作理解为应用工程，另一类则更倾向于科学。工程师们最关注的事情是解决问题，而科学家们的目标则是阐明世界的运作规律。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的研究重点也在这两种动机之间摇摆。早期的宏观经济学家主要是致力于解决实际问题的工程师，最近几十年来，学者们则把更多的兴趣放在了开发分析工具和建立理论原则上。不过，这些工具和原则在应用方面并没有突出表现。随着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科学家与工程师这两派的观点不断交锋，有时能给整个学科的进步带来益处，有时也令人失望。宏观经济学的科学和工程这两个部分现存的巨大鸿沟，对所有从业者而言都应该是个令人沮丧的事实。

　　为了避免任何误解，我需要首先申明：本文讲述的并不是一个谁好谁坏的故事，无论是科学家还是工程师，都不代表更高尚的品行；这也不是一个关于深刻的思想家与浅薄的操作工的故事，科学家们在解决实际问题上缺乏经验，而工程师们在讨论研究课题方面同样不在行。在这两个领域，最尖端的课题都是极难的，具有同样的智力挑战度。

我们所在的世界既需要科学家，也需要工程师，因此这两个领域的宏观经济学家都必不可少。但我想，假如这个行业的研究者们能记住自己学科的双重角色，那将有助于该学科实现更加平稳而丰富的发展。

 

凯恩斯主义革命（The Keynesian Revolution）

　　“宏观经济学”第一次出现在学术文献中是在20世纪40年代，当然，它所研究的诸多对象，包括通货膨胀、失业、经济增长、商业周期、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很早以前就引起过学者们的关注了。例如，大卫•休谟在18世纪就描述过货币注入的短期和长期影响，他的分析在很多方面与当代货币学家或中央银行家的论述非常接近（David Hume，1752）。1927年，阿瑟•庇古（Arthur Pigou）发表了一本名为《工业波动》（Industrial Fluctuations）的著作，试图对商业周期给出解释。然而，宏观经济学成为一个显著而活跃的学术领域的崛起，还是在大萧条的阴影下，危机比什么都更能吸引思想界的关注。

　　大萧条给当时的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冲击，1933年，美国的失业率高达25%，真实GDP比1929年下跌了31%。与这次海啸相比，美国后来的所有经济波动都不过是平凡的涟漪。那个时期的许多著名经济学家，例如劳伦斯•克莱因（Lawrence Klein）、弗兰科•莫迪格利亚尼（Franco Modigliani）、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和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等，都曾在自传或文章里承认，大萧条是影响他们职业生涯的关键历史事件（Breit and Hirsch，2004）。

　　凯恩斯的《通论》是探讨当时形势的学术焦点，上述的五位诺贝尔奖得主都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对此给与了确认。托宾于20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在哈佛求学，他报告了那里的反应：“资深教员们大多抱有敌意……而年轻教师和研究生们则对凯恩斯的书趋之若鹜。”与通常一样，面对新思想的冲击，年轻人比老年人显得更有远见。凯恩斯与马歇尔并列，成为30年代经济学期刊中引用率最高的学者，他在40年代排名第二，仅次于希克斯（Quandt，1976）。这一影响持续了很长的时间，甚至在他去世的20年之后，自1966到1986年，凯恩斯的引用率还排名第14位（Garfield，1990）。

　　凯恩斯革命不光席卷了经济学研究，还影响到教学。萨缪尔森的经典教材《经济学》是在1948年初版的，其内容反映了他希望对普通读者传达的有关经济学的专业信息。今天我们对初学者讲经济学的时候，供给和需求无疑是核心，而在萨缪尔森那本厚达608页的教材中，直到第447页才首次出现。该书上来就是宏观经济学，集中介绍了财政政策乘数、勤俭的悖论等概念。作者在第253页写道：“这些分析主要归功于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如今已成为普遍的原则，被越来越多各个学派的经济学家们所接受。”

　　一位现代经济学家在读《通论》的时候，感觉将是既兴奋又沮丧。一方面，该书反映了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对看似宏大无比的社会问题的思考；另一方面，尽管该书的分析非常广泛，但在逻辑上却似乎不完整，未完成的线索太多。读者难免会留下疑问：要把所有这些论述串联起来，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理论模型？

　　《通论》发表不久，整整一代宏观经济学家便试图给出这个问题的解答，把凯恩斯的伟大思想转化成一个更简化、更具体的模型。最早和最有影响的尝试是时年33岁的约翰•希克斯提出的IS-LM模型（John Hicks，1937），而26岁的弗兰科•莫迪格利亚尼则发展和进一步解释了这个模型。直到今天，IS-LM模型依然是使用最广泛的中级宏观经济学教材中用以解释凯恩斯思想的工具。某些凯恩斯主义者批评说，IS-LM模型过分简化了《通论》中表达的见解，这样的批评在某些程度上确有道理。但模型的主要作用就是把原本很难把握的长篇大论进行简化，而简化和过分简化的边界实在难以划清。

　　希克斯和莫迪格利亚尼这些理论家在发展适合教学的凯恩斯主义模型，而克莱因等计量学家则在开发可以用于数据检验和政策分析的更实用的模型。逐渐的，希望变得更加现实，这些模型越来越大，容纳了数以百计的变量和方程。到60年代的时候，已经出现了许多不同的模型，每个都有当时某位最权威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的参与，例如，与克莱因有关的沃顿模型（Wharton Model），与奥托•埃克斯坦（Otto Eckstein）有关的DRI模型（Data Resource, Inc. model），与阿尔贝托•安多（Albert Ando）和莫迪格利亚尼有关的MPS模型（MIT-Penn-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model）。这些模型被广泛用于经济预测和政策分析。MPS模型被美联储采用了很多年，后来在其基础上又开发出了FRB/US模型（FRB/US model），并沿用至今。

 

　　尽管这些模型在细节上存在分歧，但彼此间的相似点还是主流。它们在本质上都采用了凯恩斯主义的结构，其构造者心目中都有着同样的简单模型，与今天本科生课程上讲述的并无二致：IS曲线反映着财政状况、财政政策与GDP构成的关系，LM曲线反映着货币供求，决定利率水平，然后用某种形式的菲利普斯曲线描述价格水平如何随经济发生变化。

　　在科学理论的贡献方面，《通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引发的革命吸引了当时许多杰出的学者，而这些人的非凡贡献为人们对短期经济波动的解释开辟了新的思路。对此，萨缪尔森后来作了一个精练的总结（Samuelson，1988）：“凯恩斯主义革命是20世纪经济学发展中最重大的事件。”与他一个时代的许多经济学家也有同感。

然而，凯恩斯革命并不能仅仅理解为科学研究上的进步，因为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讲，凯恩斯和追随他的理论家们都有着工程师式的情结。他们是被真实世界中的问题鼓动起来的，一旦开发出了理论，他们就迫不及待地希望付诸应用。直至1946年去世，凯恩斯本人一直深入参与着政策建议实践。美国的早期凯恩斯主义者同样如此。托宾、索洛和埃克斯坦都曾在60年代从学术生涯中脱身，服务于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1964年最终通过的《肯尼迪减税法案》，在许多方面反映了当时正在形成的凯恩斯主义共识。

 

新古典主义（The New Classicals）

 

　　到60年代晚期，凯恩斯主义共识开始出现裂痕，分歧逐渐扩大，最终导致了主流宏观经济学的瓦解，并损害了人们对原有计量模型的信心。此时，关于经济活动的更传统的观点正卷土重来。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第一波浪潮是货币主义，代表人物是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弗里德曼早期关于永久收入的研究（Friedman，1957）与货币和商业周期并没有直接关系，但包含着商业周期理论的雏形。它在某些方面挑战了凯恩斯主义的消费函数，也就是凯恩斯主义理论和政策建议的核心——财政政策乘数——的基石。假如像弗里德曼的理论所描述的那样，短期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很小，那么财政政策对均衡收入水平的影响就会比许多凯恩斯主义者所迷信的要小很多。

　　弗里德曼和安娜•施瓦茨（Anna J. Schwartz）于1963年发表的《美国货币史》（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则更直接地分析了商业周期问题，也动摇了凯恩斯主义共识的根基。大多数凯恩斯主义者认为经济体本身是很不稳定的，会经常受到投资者的“动物精神”的冲击。而弗里德曼和舒尔茨则认为，经济波动的根源并不在私人部门，而在于货币政策的失当。他们的意思是，政策制定者只需要按照很简单的原则办事，不给经济活动制造麻烦，就很好了。弗里德曼所提出的货币总量稳定增长的建议在今天没有太多追随者，却是通胀目标制的雏形，被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广泛采用。

　　弗里德曼在1968年就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的演讲辞，以及其他学者的研究（Phelps，1968）都注意到了凯恩斯主义模型最薄弱的链条：描述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反向变动的菲利普斯曲线。至少从萨缪尔森和索洛1960年的研究开始（Samuelson和Solow，1960），某种形式的菲利普斯曲线便已进入凯恩斯主义的标准模式中，尽管这并非凯恩斯本人的理解。萨缪尔森和索洛非常清楚该曲线的弱点，因此在文章中提出了很多补充说明，解释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的反向关系在短期和长期内并不相同。可是，后来的研究者把这些告诫完全抛掉了。菲利普斯曲线为完善凯恩斯主义模型提供了捷径，解决了价格为什么不能实现市场出清和如何进行长期调整的棘手课题。

　　弗里德曼则指出，通货膨胀与失业的替换关系在长期并不存在，基本经济规律将发挥作用，货币会成为核心。上面那种反向替换关系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在短期内通货膨胀率经常是无法预测的，意外的通货膨胀会降低失业水平。弗里德曼把这种特殊作用机制称为工人的货币幻觉。对宏观经济学的发展而言，弗里德曼把预期的影响作为核心因素考虑进来是更重要的贡献。

　　于是，这为新古典经济学的第二波浪潮——理性预期革命——铺平了道路。在一系列重要论文中，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拓展了弗里德曼的观点，例如，有篇文章（Econometric Policy Evaluation: A Critique，Lucas，1976）指出，主流的凯恩斯主义模型没有认真考虑预期的影响，因此对政策分析毫无帮助，假如政府推行另外一套政策，那些模型所预测的实证数据关系就会崩溃。卢卡斯还提出了一套建立在不完全信息、理性预期和市场出清的假设基础上的商业周期理论（Lucas，1973），按照这样的模型，货币政策只有在出乎人们预料、并使他们对相对价格水平判断不清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巴罗后来证明，这个模型得到了美国的历史数据的验证（Barro，1977）。萨金特和华莱士（Sargent and Wallace，1975）则指出了一个关键的政策含义：既然不可能系统地欺骗有理性的人，那么致力于稳定经济体系的货币政策注定要失败。

　　新古典经济学的第三波浪潮是真实商业周期理论（如，Kydland和Prescott，1982；Long和Plosser，1983）。与弗里德曼和卢卡斯的理论相似，这些理论同样是建立在价格会迅速调整、以实现市场出清的假设之上——也是它们和凯恩斯主义的根本区别。但与前辈不同，真实商业周期理论在解释经济波动的时候完全忽略了货币政策的影响，不管人们是否能够预期。他们把研究重点转向了技术因素的随机冲击，以及这些冲击引致的消费和闲暇的跨时期替代关系。

　　在新古典经济学这三波冲击之后，宏观经济学理论变得更加严格，也更多结合了微观经济学的分析工具。真实商业周期模型是阿罗-德布鲁伊一般均衡理论的特例，这正是该理论最大的卖点。逐渐的，这个研究的支持者已经偏离了原来的假设（即商业周期是由于真实因素而非货币因素的冲击所导致的），他们开始强调自己的研究在方法论方面的贡献。今天，许多来自新古典派的宏观经济学家会很乐意接受凯恩斯主义关于价格粘性的假设，只要这一假设所在的模型认为，经济个体有理性和前瞻性即可。由于重点的转向，术语也出现了更新，这类研究经常会贴上“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理论”的标签，但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20世纪70~80年代，当新古典主义的三次浪潮接踵而至的时候，它们的目标之一就是把过去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在科学和工程方面都彻底淘汰。在一篇名为《凯恩斯主义之后的宏观经济学》的文章里，萨金特和卢卡斯这样写道（After Keynesian Macroeconomics，Sargent和Lucas，1979），“在政策建议上有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与非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的建议相比，乃至与外行人的建议相比，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建议并不具备更牢固的科学基础。”尽管萨金特和卢卡斯认为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建议是建立在错误的理论之上，但他们也很清楚，当时的新古典学派还没有勾画出可以呈现给决策者的替代品：“我们认为，在目前最好的均衡模型的基础上，将发展出更好的、可望在政策制定方面发挥实际作用的新模型。”他们还斗胆预言，“如果幸运的话，在10年之内”这样的模型有希望成为现实。在后面我会讲到，这一预测是否真的如其所愿。

从上面的引文中可以看出，新古典运动的参与者并不羞于表达自己的志向，也很为已有的成就感觉自豪。在1980年发表的名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终结》（The Death of Keynesian Economics）的文章里，卢卡斯做了更直白的评论：“在40岁以下的优秀经济学家中，已经没有人把自己和自己的研究称为‘凯恩斯主义’了，把某人列入‘凯恩斯主义者’甚至会招来抗议。在研讨会中，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往往引不起听众的严肃兴趣，大家会交头接耳地开始说笑。”然而，就在卢卡斯给凯恩斯主义说风凉话的时候，“新凯恩斯主义”已蓄势待发。

 

新凯恩斯主义（The New Keynesians）

 

　　被凯恩斯的商业周期理论吸引过来的经济学家们一直被微观基础的问题所困扰，克莱因在1946年写过一篇文章（也是最早使用“宏观经济学”这个术语的文章之一），他是这样起头的：“许多新兴的经济模型、特别是商业周期理论，都没有紧密涉及个体家庭和企业的行为，然而，这些当事人的行为绝对是所有经济模型的基础。”在某种程度上，所有现代经济学家都是古典派的。我们都给学生们上关于最优化、均衡和市场效率之类的课。那么，该如何综合这两种观察经济的视角呢？一种的基础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供求曲线，另一种则是凯恩斯关于总需求不足的经济缺陷的分析。自宏观经济学作为独立的研究领域兴起以来，这一直是个深刻而恼人的问题。

　　早期的凯恩斯主义者，例如萨缪尔森、莫迪格利亚尼和托宾，认为自己已经通过所谓的“新古典-凯恩斯主义综合”（neoclassical-Keynesian synthesis）协调了上述矛盾。这些经济学家相信，斯密和马歇尔的理论在长期是有效的，但在短期内，看不见的手却会像凯恩斯所说的那样失效。时间长短之所以有影响，原因在于某些物品的价格（特别是劳动力的价格）调整速度比较慢。早期的凯恩斯主义者相信，现实经济会逐渐实现古典模型所描述的均衡，但凯恩斯主义的模型却更好地描述了短期的经济状况，因此，价格水平可以合理地认为是预先给定的。

　　新古典-凯恩斯主义综合在逻辑上是连贯的，但还是有含糊和不完整的地方。新古典派的经济学家们对这些缺陷的态度是拒绝综合，另起炉灶，而新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们则认为其中还有很多值得坚持的内容。他们的目标是用微观经济学的工具为早期凯恩斯主义不完美的妥协给出更精确的解释。新古典-凯恩斯主义综合就像40年代建成的房子：新古典派看到了它过时的一面，认为应该拆除；而新凯恩斯主义者则非常欣赏过去的工艺，希望通过大修来重现其风采。

　　能准确判定为“新凯恩斯主义”的第一批研究（Barro和Grossman，1971；Malinvaud，1977）是针对一般不均衡问题的（general disequilibrium）。这些理论试图把工资和价格水平作为给定条件来对待，利用一般均衡分析的工具来解释市场不能出清时的资源配置状况。其重点在于，一个市场不能实现出清将如何影响相关市场上的供求。根据这些理论，现实经济可能有多种不同的状态，具体的位置取决于哪些市场上供给过剩，哪些市场上需求过剩。最有趣的一种状态——也是最符合经济衰退的状态——被称为“凯恩斯主义”状态，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都出现供给过剩。在这种状态下，由于劳动力需求太低，无法在现行工资水平上实现充分就业，失业率就会上升；而劳动力需求少，则是因为企业在现行产品价格水平上无法售出自己期望的产品；对企业产品的需求不足，则是由于许多消费者都处在失业状态。也就是说，衰退和萧条源自需求不足的恶性循环，因此对需求的刺激可以产生乘数效应。

　　凯恩斯主义的第二批研究致力于探讨在没有市场出清的假设下如何考虑理性预期的影响。可以说，这些研究乃是回应萨金特与华莱士关于货币政策无效的判断，它们指出，尽管有理性预期的影响，但系统的货币政策还是有助于稳定经济（Fischer，1977）。在某些程度上，研究的动机是希望建立动态的通货膨胀实证模型（Taylor, 1980）。但这些研究的致命缺陷在于，它所假定的劳动合同的形式尽管从实证来说是合理的，却与微观经济学的原则难以相容。

　　由于凯恩斯主义的传统主要建立在工资价格不能实现市场出清的假定之上，所以新凯恩斯主义的第三批研究便希望对此给出说明。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假设：企业在改变产品价格的时候有“菜单成本”；企业付给员工高于市场出清价格的“效率工资”，以刺激员工的生产率；工资和产品价格的制定者不具备完全理性，等。有学者指出（Mankiw，1985；Akerlof 和Yellen，1985），在企业拥有市场力量的时候，对价格调整的私人成本收益分析和社会成本收益分析有很大偏差，因此存在价格粘性的均衡对私人来说可以是理性的（或接近理性的），而对社会来说则成本高昂。另有研究指出（Blanchard和Kiyotaki，1987），私人和社会激励之间存在偏差，部分是因为总需求的外部效应：一家企业降低自己产品的价格，就会提高真实货币余额，刺激对所有企业产品的需求。还有人（Ball和Romer，1990）认为，在真实价格粘性和名义价格粘性之间有强烈的互补性，因此避免相对价格变动的任何举措都会加剧名义价格的粘性。

　　现在回想起来，新凯恩斯主义者的若干贡献之间的关联度和互补性比当时看起来要强得多，即便对研究者本人而言也是如此。例如，很容易看出早期关于一般不均衡的研究走入了死胡同，它以给定价格作为前提假设，埋下了自身的隐患。今天这些研究也的确没有人关心了。然而，我们却可以看到类似的思想还在逐渐演进，人们仍然在思考，当价格没有迅速调节供需平衡的时候经济体将如何运作。

　　在这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发展的第一次和第三次浪潮之间存在着一种有趣、却很少人注意到的联系。具体来说就是，我们可以把第三次浪潮视为重建第一次浪潮已经强调过的“凯恩斯状态”的核心。在企业拥有市场力量的时候，它们制定的价格将高于边际成本，因此总希望在现有价格水平上卖出更多的产品。这样，如果所有企业都拥有某种程度的市场力量，产品市场通常就会处在过度供给状态。关于产品市场的这个理论经常还可以和关于劳动力市场的高于均衡水平的工资理论（例如效率工资模型）相结合，于是，凯恩斯主义的普遍供给过剩就不仅仅是经济体可能出现的状况之一，而是通常的状况。

　　在我看来，新凯恩斯主义研究的三次浪潮对微观经济学进行了合理的补充，有助于解释看不见的手与宏观经济的短期失调之间的矛盾，让我们可以明白，当存在价格粘性、理性预期、价格制定者的激励机制的时候，市场将如何发挥作用。在科学研究方面，这些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当然，鉴于本人也是参与者之一，这样的评价可能有失公允）。这些研究并没有掀起新一轮革命，本来也没有打算如此。相反，当时的方向是反革命的：目标是保卫在新古典经济学攻击之下的新古典-凯恩斯主义综合理论。

　　那么，这些研究在工程应用方面成功吗？是否帮助政策制定者设计出了更有利于调节商业周期的政策？对此我的底气就要差很多了，原因稍后再说。

但很显然，与新古典主义的学者相比，新凯恩斯主义者在气质上更倾向于成为宏观经济的工程师。至少就我所知，在新古典派的阵营中，还没有哪位大师离开学术圈、去公共政策领域担任过重要职务。相反，新凯恩斯主义者就如同早期凯恩斯主义者一样，有许多人愿意离开象牙塔几年时间，去华盛顿服务。这里面包括斯坦利•费舍尔（Stanley Fischer）、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约翰•泰勒（John Taylor）、理查德•克拉利达（Richard Clarida）、本•伯南克（Ben Bernanke）以及我本人。前四位经济学家是在克林顿时期参与执政的，后四位是在布什时期。因此，新古典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的根本区别并不在于政治上的左倾或者右倾，在更大的程度上，似乎是纯科学家与经济工程师的分野。

 

地位下降与相互挖苦

 

　　有关长期经济增长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列，但有必要指出，这方面的话题在过去的90年代吸引了许多宏观经济学家的注意力。在诞生以来的半个世纪中，短期波动一直是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主题，有关长期增长的研究偏离了这个方向。

　　经济增长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背后有几方面的原因。首先，保罗•罗默（Paul Romer，1986）和其他学着发表了多篇颇有影响力的论文，提供了一整套新颖的思想和工具，来分析经济学中最有魅力的课题之一——富国和穷国之间巨大的收入差距。其次，学者们得到了新的跨国统计数据，可以对不同的理论进行系统验证（Summers和Heston，1991）。再次，90年代的美国经济正在经历历史上最长的增长。许多早期的凯恩斯主义者是由于国民经济的恶化才被吸引到这个领域的，与此同理，90年代经济的健康增长则对那时的学生们显示，商业周期理论不再有那么重要的应用价值了。

　　可是，90年代少壮派宏观经济学家的关注点从短期波动转移到长期增长，还有第四个、也是更难以启齿的原因，那就是新古典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的世界观的冲突。新古典派的领军人物卢卡斯宣称，“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往往引不起听众的严肃兴趣”。与此同时，新凯恩斯主义的挑头人同样不客气。索洛在就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的演讲中就提到（Solow，1980），新古典派的经济学家们以假设来排除工资和价格粘性、以及市场不能出清的可能性，乃是“愚蠢的限制”。他说，“我记得自己读到过一篇文章，说到科学家们还没有搞清楚长颈鹿的心脏如何能向自己的头部充分供血。但是很难想象，有人居然会就此得出结论说，这些生物的长颈并不存在。”

　　几年之后，在和阿加•克莱默（Arjo Klamer，1984）的一次会谈中，卢卡斯评论说，“我想索洛除了讲个笑话以外，并没有谈到问题的实质。”而在同期的另外一篇访谈中，索洛则解释了他不愿意与新古典派的经济学家们较真的原因：“设想一下，有个人来到你现在坐的位子上，然后告诉我说，他就是拿破仑•波拿巴。那么，我会和他讨论奥斯特里兹战役中的骑兵战术吗？我要是这么做，不就等于默认他真是拿破仑•波拿巴了吗？”

　　这些争辩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该领域不同派别的领袖对研究目标的分歧。卢卡斯的抱怨似乎是，索洛并不尊重新古典经济学提供的更严格的分析框架。而索洛则是在批评，卢卡斯未能认识到市场出清假设的不现实性。他们都有自己的道理，从科学研究的立场来看，新古典派的严格推理更有号召力；但从工程应用的角度来看，追求这种严格的代价太大了。

我非常重视这场争论的本质，不只是因为它反映了科学家和工程师之间的紧张关系，还因为这有助于解释新一代经济学家们的学术选择。大师们的相互挖苦吸引了众人的关注，就像酒吧老板策划一场斗殴来招揽顾客一样。但这对宏观经济学的健康发展是不利的。不奇怪的是，很多年轻学者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把注意力转向了商业周期之外的其他领域。

 

新的综合，还是休战？

 

　　过去有格言说，科学是伴随着葬礼而发展起来的。今天，随着预期寿命的延伸，更准确（但缺乏文采）的表述应该是，科学是伴随着退休而发展起来的。在宏观经济学领域，随着老一代的大师们相继退休或者接近退休，新一代的、接受了更宽容文化的经济学家们已经占领了阵地。同时，一种新的理解经济波动的共识已开始浮现。已经有人（Marvin Goodfriend和Robert King，1997）把这种共识命名为“新新古典综合”（new neoclassical synthesis）。这种综合模型也已被广泛应用于货币政策研究（Clarida、Gali和Gertler，1999；McCallum和Nelson，1999），对其最广泛的拓展则要归功于迈克尔•伍德福德的杰出论文（Michael Woodford，2003）。

　　与早期的新古典-凯恩斯主义综合相似，新的综合理论试图把之前的相互对立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从新古典模型那里，它借鉴了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理论，把偏好、约束和最优化作为出发点，在这些微观经济学基础上进行分析。从新凯恩斯主义模型那里，它借鉴了名义价格粘性，用来解释货币政策在短期内发挥的真实作用，最普遍的做法是，假定垄断竞争厂商并不是随时调整价格，从而导致价格变动呈现出所谓的“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新综合理论的核心是，经济体是一个动态一般均衡系统，由于价格粘性的存在（或许还加上其他市场不完备因素），会偏离帕累托最优状态。

　　这个综合理论的出现可以被视为巨大的进步，在某些方面的确如此。但也有另外一种更冷静的思考态度，那就是不把现在的理论发展看成是杰出的综合论，而是当作对立派别的学者们之间的休战，是双方都能保全面子的妥协。新古典派和新凯恩斯主义者都可以接受这个综合理论，宣称自己取得了胜利，而忽略更深层的失败。

　　新的综合理论的核心是存在名义价格粘性的动态一般均衡系统，它与早期凯恩斯主义的模型其实差别不大。例如，希克斯建立IS-LM模型时，就是想把凯恩斯的思想融汇到一般均衡理论的背景中。大家还记得吗，希克斯是在1972年和肯尼斯•阿罗分享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其主要贡献正是一般均衡理论。克莱因、莫迪格利亚尼以及其他学者也试图把一般均衡模型用于数据检验，以便改进政策设计。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新的综合理论继承了当年的研究。在70年代的时候，由于新古典主义的攻击，那个研究传统曾一度中断。

　　事后来看，新古典派的经济学家们明显有些言过其实，他们所宣称的目标是抛弃凯恩斯主义理论，用实现市场出清的模型取而代之，并且经受住数据检验，然后应用于政策分析。照这个标准来看，他们的确失败了。不过，他们帮助开发出了一套新的分析工具，现在，这些工具正被用来构造新一代的有粘性价格假设的模型，新模型在很多方面与新古典派反对的理论非常相似。

新凯恩斯主义者可以在这里做一些辩解。新的综合理论放弃了被索洛讽刺为“愚蠢的限制”的市场出清假设，这与关注粘性价格研究的新凯恩斯主义相同。然而新凯恩斯主义可能受人指责的地方是，他们已经上了新古典派的钩，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变得过分抽象、缺乏实用性。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2000）曾这样评论说：“我们现在可以解释价格粘性如何可以发生了。然而，有关它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时候不会发生的预测，以及从菜单成本到真实菲利普斯曲线的模型，这些似乎还没有发展出来。”身为这个领域的业内人士，我也必须承认上述的评价确有道理。

 

关于中央银行的政策

 

　　如果说，上帝把宏观经济学家们派到地球上来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那么圣人彼得对我们的最终评价就应该依据各人对经济-工程学的贡献而定。我们要问：过去几十年以来，商业周期理论的发展改进了经济政策的制定吗？或者换一个更小的目标来说，宏观经济学的进步是否改变了经济政策的分析方法，是否改变了参与决策过程的经济学家们的讨论过程？

　　要回答这些问题，一个很好的证据来自劳伦斯•梅耶（Laurence Meyer）那本引人入胜的回忆录《联储岁月》（A Term at the Fed）。1996年，梅耶辞去了华盛顿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和顾问职位，到美联储担任了六年的理事。他的书提供了一个窗口，让大家可以窥见最高层的货币政策制定者们如何看待自己的工作，以及采用哪些工具来分析经济。

　　这本书给读者们留下了一个清晰的印象：最近以来有关商业周期的理论，无论是来自新古典派还是新凯恩斯主义派，对实际政策操作的影响都几乎为零。迈耶关于经济波动和货币政策的分析非常深刻而精巧，但丝毫没有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的痕迹。对于那些于1970年前后在校园里学习过主流的新古典-凯恩斯综合理论、却不清楚后来的理论进展的人而言，迈耶的分析方法是非常熟悉的。那么，我们可以就此以为，梅耶采用的世界观早就过时了吗？其实不然，他的分析方法在世界各国中央银行的顶级经济学家们中间非常普遍。

　　许多学者相信，中央银行的操作已经受到了有关规则和相机操作的研究的强烈影响，特别是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Kydland和Prescott，1977）开创的时期不一致性问题的研究。有两方面的制度变革与理论的贡献有关：其一，新西兰等国的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加强；其二，许多中央银行把通货膨胀目标控制制度作为自己的行为指导。这些制度变革进而又与货币政策效果的改进有关，根据他们的说法，许多国家在过去20年来所经历的稳定的低通货膨胀应该感谢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成就。

　　可是，这种自我陶醉遇到了两个问题。首先，我们观察到的制度变革与理论上讨论的话题其实关系不大，独立的中央银行并不等于按既定规则制定政策的中央银行。美联储很久以来一直具有高度的独立性，却从来没有承诺按某个具体的政策规则行事。而通货膨胀目标控制与其说是对政策规则的承诺，不如说是表达一种愿望，或者是对公众的宣传。伯南克（Ben Bernanke，2003）就曾经称之为“有限度的相机操作”（constrained discretion）。

　　其次，更主要的问题是这些制度变革与我们看到的货币政策的改进之间没有必然联系。有学者对更多的样本国家进行了研究（Laurence Ball和Niamh Sheridan，2005），发现通货膨胀目标制的采纳并不能解释最近以来通货膨胀率何以保持在稳定的低水平。无论是采纳了该制度的国家，还是没有采纳该制度的国家，货币政策都有所改进。全世界范围内的通货膨胀率的降低，可能是因为世界经济没有遇到70年代那样的供给冲击，也可能是由于决策者们从70年代的经历中得到了教训，知道要竭力避免高通胀率。这些证据表明，通货膨胀目标制并非良好的货币政策的前提。

格林斯潘领导下的美联储就是一个典型。按照有关研究的说法（Alan Blinder和Ricardo Reis，2005），阿兰•格林斯潘绝对有理由当选“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中央银行家”。的确，在绝大多数指标上，他领导下的货币政策都实行得很好。然而整个在任期间，格林斯潘从来没有宣布过明确的政策规则，却把政策的灵活性看得比承诺更为重要。他是这样为自己辩护的（Greenspan，2003）：“有批评者提出，这样的政策模式太没有原则、太随意、难以解释。也有人建议，美联储的操作应该更加正规，按照正式的政策规则采取行动。他们认为，这样的措施有助于改进经济的表现，但我认为很值得怀疑……规则从本质上说都是简单的，当现实经济中出现重大而多变的不确定因素的时候，它们恐怕不能替代危机管理的操作模式，灵活的操作更适合政策制定。”不过，尽管格林斯潘回避了制定政策规则的建议，在他的整个任期内通胀率还是很低、很稳定。他以自己的实践说明，中央银行在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实现良好的政策结果，这与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理论不符。

 

关于财政政策

 

　　宏观经济学理论发挥实际作用的另外一个方面是关于财政政策，而布什政府在2001年和2003年的两次减税可以为此提供很好的案例。这部分是因为那是最近以来为避免经济衰退而采取的重大的财政刺激措施，部分是因为我本人担任了两年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对这些政策背后的经济分析比较熟悉。诚然，布什采取的税收政策改革有多方面的动因，例如，儿童减税（child credit）政策的拓展就既有经济方面的考虑，也有政治和社会方面的背景。但既然经济顾问委员会和财政部的经济学家们对这些政策的出台也有深入的参与，那么谈谈他们在工作中使用的分析工具也是有启发性的。

　　布什政府在分析税收改革计划的经济效应时一方面要考虑长期增长，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对短期商业周期的影响。长期分析对学习公共财政的学生们来说应该是很熟悉的，最显著的是，2003年布什建议取消对公司资本收入的双重征税，虽然国会最后通过的法案没有完全达成这个目标，但企业红利的税率还是有了大幅度降低，更加符合税收中性的要求，减少了利润留存与分红的扭曲、债务融资与股权融资的扭曲、非公司资本与公司资本之间的扭曲。这项改革还符合对消费征税、而不是对收入征税的方向。后一个目标完全符合公共财政研究领域的主流观点（包括Diamond和Mirrlees，1971；Atkinson和Stiglitz，1976；Feldstein，1978；Chamley，1986），对理论界而言并不新鲜。早在30年以前，阿特金森和斯蒂格利茨就注意到，对消费征税好于对收入征税的看法由来已久。

　　不过，和本文的主题关系更紧密的部分在于对税收政策的短期效应分析。在2001年小布什入主白宫的时候，随着90年代后期股票市场泡沫的破灭，经济正在滑向衰退。减税的目标之一是刺激经济复苏和就业。布什总统在签署2003年的《就业和增长减税调节法案》（Jobs and Growth Tax Relief Reconciliation Act）的时候，是这样解释的：“人们有了更多的钱，就会花费在购买产品和服务上。而在我们的社会中，当他们需要更多的产品和服务的时候，就会有人给生产出来。当有人生产这些产品和服务时，也就意味着有更多的人能找到工作。”这样的逻辑是典型的凯恩斯主义。

　　经济顾问委员会得到的任务是，算出减税对就业的数量影响，我们在解答时采用了主流的宏观计量模型。在我的任期内，委员会具体使用的模型是宏观经济顾问公司（Macroeconomic Advisers）开发的，该公司是由劳伦斯•梅耶在担任美联储理事之前创立和经营。实际上，在我担任委员会主席之前，委员会的人们已经使用该模型接近20年了，不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在台上。其实，具体采用哪个模型并没有那么重要，因为我们使用的模型与其他大型宏观计量模型（例如美联储采用的FRB/US模型）大同小异。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这些模型的鼻祖都是克莱因、莫迪格利亚尼和埃克斯坦等人构建的早期模型。新古典派和新凯恩斯主义者的研究对它们的影响都微乎其微。

对于我们这些把绝大多数青春都奉献给了学术的人来说，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冷酷现实可谓令人心碎。不幸的事实是，过去30年来的宏观经济学研究对于实际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分析都没有给与太大的帮助。其中的原因并不是帮助制定政策的经济学家们忽略了最新的理论进展，恰恰相反，美联储的职员中有着最优秀的博士毕业的青年，而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也都从顶尖大学里吸引了很多人才。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没有在政策制定中得到广泛应用，很明显是在说，这些成果在实际操作中并不适用。在推动科学理论的发展上，许多研究可谓是富有成效的，但这并不表明它们对宏观经济工程就大有裨益。

 

教室里

 

　　除了世界各国首都的权力回廊以外，经济学家们还有一个地方向更广大的用户销售自己的产品，那就是大学课堂。我们这些经常给本科生们上课的人认为，自己的工作是培养未来的公民，让他们知道什么是良好的政府政策，在选择教材的时候，我们尤其要考虑下一代选民需要了解的重点。

　　与决策者一样，本科生们对理论本身通常没有太大兴趣，相反，他们更想了解真实世界的运作状况，以及公共政策如何能够改善经济运作。除了少数打算读研究生、成为学院派的职业经济学家的人以外，多数学生还是希望成为经济工程师、而不是科学家。因此，关注一下我们推荐的课程将是很有意思的，而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最流行的本科生教材的内容。

　　例如，请看看中级宏观经济学的教材内容。在一代人以前，这门课程的三种主流教材的作者分别是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罗伯特•霍尔和约翰•泰勒（Robert Hall和John Taylor）、以及鲁迪格•多恩布什和斯坦利•费希尔（Rudiger Dornbusch和Stanley Fischer）。而今天，销量最多的前三名教材则分别是出自奥利弗•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安德鲁•阿贝尔和本•伯南克（Andrew Abel和Ben Bernanke），以及我本人。这六本教材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作者中至少有一位经济学家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一所重要的工科学府，并且秉承了萨缪尔森和索洛的宏观经济学传统。在所有这些教材中，教给本科生的基础理论都是某种形式的总需求和总供给理论，而总需求理论的基本原理则是IS-LM模型。如果我们去看最初级的经济学教材，也能得到类似的发现：对短期经济波动的解释多数是某种版本的新古典-凯恩斯主义综合理论。

　　我并不是说，在研究飞速发展的同时，教学内容却在原地踏步。同30年前相比，今天的教科书把更多的重点放在了古典货币理论、长期增长模型以及预期的作用等方面。教材对于政策的效果不像以前那么自信了，而且尽管缺乏实际证据，还是更强调政策规则的重要性，而不是相机选择的货币和财政措施。然而，如今的学生们理解商业周期的基本框架依然与早期凯恩斯主义者的模型相似。

　　主要的例外是罗伯特•巴罗撰写的中级教材，初版于1984年。巴罗的书给本科生提供了一个清晰、容易理解的介绍，如何用新古典的方法来研究宏观经济。书中也涵盖了凯恩斯主义的模型，但放在后面，比较简短，不特别强调。那本书问世的时候，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好评。然而，尽管有许多宏观经济学家阅读，并受到触动，却很少有人把它推荐给自己的学生。巴罗希望在课堂里掀起的新古典革命始终未能发生，他的教材也没有在市场上对主流教材构成竞争威胁。

宏观经济学课堂上的沉寂与半个世纪之前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萨缪尔森的教材是在1948年初版的，其目标是向大学生们宣扬凯恩斯主义革命，世界各国的教师们很快就热情拥抱了它。相反，新古典派和新凯恩斯主义的思想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大学宏观经济学教育的内容。

 

短期内还没有希望

 

　　凯恩斯有句名言：“假如经济学家们能设法让别人把自己当成很普通但有专长的人，就像大家对待牙医那样，那就再好不过了。”（John Maynard Keynes，1931）他所表达的愿望是，宏观经济研究这门科学将发展成一项有用而平凡的工程应用技术，在未来的理想国里，避免经济衰退会像修补蛀牙一样直截了当。

　　然而，过去几十年来宏观经济学理论研究的进展与牙科医学相去甚远。新古典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都没有对承担艰巨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制定任务的经济学家产生显著影响。学术进展也没有对大学教师们向未来的选民们讲述的课程带来大的帮助。从宏观经济工程的角度来看，过去几十年的研究似乎不幸走入了歧途。

　　然而从更抽象的科学理论的角度去看，人们的印象要乐观得多。新古典派成功地证明了大型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模型以及由此推导出的政策建议的局限。他们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到了预期和政策规则上面。新凯恩斯主义者则设计出了更好的模型，用来解释工资和价格为何不能实现市场出清，以及更广义地说，哪些市场不完备因素会导致短期商业波动。这两派的冲突尽管不够体面，却是有益的，因为对学术进步而言，就像对市场发展一样，竞争必不可少。

以前的研究成果如今都被整理到了新的综合理论中，这个理论正在进步，最终将成为下一代宏观计量模型的基础。对于我们这些既关心宏观经济学的科学研究、又注重工程应用的人来说，新的综合理论的出现可以被视为一种希望，在这两个方面都可以取得更多进展。在展望未来的时候，成为普通但有专长的人仍然是宏观经济学家们的梦想。

 

 

原刊载于《比较》第29期

余江译

参考文献省略

 

本文转载自：今日头条-时间玫瑰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