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琼等：基于SEEA EA的中国生态系统核算改进

近年来，生态系统核算在中国引起了广泛关注，然而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人员在生态系统核算的目的、核心概念、核算原则、核算流程和方法等方面存在差异甚至相互矛盾的理解。鉴于此，本文在对中国近20年来关于生态系统核算的代表性文献进行综合评述基础上，阐述《生态产品总值核算规范》仍然存在的问题，并对其背后的原因进行分析，进而针对中国生态系统核算工作的对象、目的与重点，提出了应依据的标准、准则和应树立的观点，并给出了针对性的思考和政策建议。期望通过学术探讨来促进相关共识。

2.1 中国绿色GDP核算概念模型的演变

2.2  中国GEP核算概念模式的演变

2013年，欧阳志云、朱春全等对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的概念与内涵进行了界定，认为GEP是指生态系统为人类福祉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的最终产品与服务价值的总和，包括生态系统产品价值、生态调节服务价值和生态文化服务价值。其中，生态系统产品价值包括农业产品、林业产品、畜牧业产品、渔业产品、水资源、生态能源等价值；生态调节服务价值包括水源涵养、防风固沙、土壤保持、洪水调蓄、固碳释氧、大气净化、水质净化、气候调节、病虫害控制等价值；生态文化服务价值包括自然景观游憩价值。

在实践中，当时国内常见的做法是：GEP=农林牧渔、水电、生产生活用水总产值+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价值。

最初，国内GEP核算的“生态系统产品价值”不仅涵盖了农林牧渔业、水电业、生产生活用水业的“总产值”，还包括了航运业的总产值；此外，在调节服务价值中还包含了“释氧”等项的估算值。随后，在联合国“自然资本核算和生态系统服务估价”（NCAVES）项目专家和美国斯坦福大学、明尼苏达大学等相关学者的建议下，逐步剔除了航运业、水电业的产值项和释氧估值等项。2020年，欧阳志云等提出：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等于在一个核算期内，由生态系统核算区内所有生态系统类型按照交换价值提供的生态系统最终服务总和，减去中间服务的净进口；从不扣除服务供应中产生的任何相关生态系统退化的角度来看，该指标属于“总量”。根据国家统计局相关核算人员的建议，目前已将GEP对应的中文名称从“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更改为“生态产品总值”。现在，生态系统供给服务价值已从“生态系统产品价值”更名为“生态产品物质供给”，即生物质供应业的增加值减去其中包含的劳动力、固定资产等项的贡献后的余额。我国GEP核算的基本公式调整为：生态产品总值（GEP）=生态产品物质供给+生态产品调节服务+生态产品文化服务。在此期间，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我国生态系统核算研究逐渐兴起。公开发表的论文既有追踪国际标准更新的生态系统核算概述，也有基于国际标准进行特定生态系统类型核算的方法学探究与实际测算，但较为突出的研究仍是关于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概念模型的构建与实际测算——这些研究要么以GEP核算概念模式的构建与具体测算的方式展开，要么以提倡计算一个GEP结果的形式存在，或者旨在为GEP的内涵和核算框架进行论证，以期为GEP的后续应用开发提供支持。然而，在将这些研究与生态系统核算的国际统计标准SEEA EA和国民经济核算的统计框架2008 SNA进行认真对照之后，了解环境经济核算和国民经济核算的人不难发现，我国现阶段的GEP测算，在实物量核算方面，由于对生态产品概念界定不严谨、没有严格遵守“供给=使用”这一国民经济核算和环境经济核算的基本核算原则，导致实物量核算范围过大；在价值量核算方面，由于没有严格按照交换价值原则估值，在核算价格及参数选取方面也往往没有遵循SEEA EA建议的从最高优先权到最低优先权的顺序来选择要应用的估价方法类型，造成很可能高估生态系统诸多调节和维持服务以及部分文化服务的价格。与此同时，这些文章或专著没有涉及生态系统资产价值量存量核算，未能体现生态系统的有机整体性，对各类型生态系统的主要功能与特点和生态系统的系统性与可持续利用都考虑得不够。

鉴于笔者在《关于自然资源与生态系统核算若干概念的讨论》一文中，已经比较全面地分析了绿色GDP1.0版提出的背景及研究进展、存在的理论缺陷和面临的现实问题，本文将重点论述《生态产品总值核算规范》仍然存在的主要理论问题和面临的重大实践堵点，并对改进我国生态系统核算工作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2021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明确提出了建立生态产品价值评价机制等六大机制的要求。为了进一步指导各地开展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的探索，2022年3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与国家统计局联合印发了《生态产品总值核算规范（试行）》，要求各地结合实际稳步进行探索和应用。2022年9月，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了《生态产品总值核算规范》（以下简称《规范》）。与先前的《陆地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技术指南》相比，《规范》初步明确了相关概念，改进了分类，调整并优化了部分核算指标与方法。然而，《规范》仍存在对生态产品等生态系统核算涉及的若干基本概念界定不够严谨，对生态系统的系统性及有机整体性、各类型生态系统的主要功能与特点认识不足，对“供给=使用”、以交换价值进行估值等核算原则把握不严，且未涉及生态系统资产价值量核算等多方面的理论缺陷。在具体实践中，也常常面临因追求所计算出的GEP数据比其他类似地区大或者比本地区GDP数据大的倾向，从而在执行《规范》时打折扣，而《规范》本身相当部分存在可操作性不强等缺点。具体如下：

4.1  明确核算对象、目的与重点

目前各地区在聘请多方专家计算出的当地GEP数据基本上难以直接应用。因此，需要重新审视基于行政区域单元的生态产品总值核算工作的必要性。考虑到我国各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自然历史和人文方面的差异，以及各地区统计局在调查监测大多数调节和维持服务方面的局限，我们认为目前没有必要基于行政区域单元去计算其生态产品总值（GEP），更没有必要去比较各地区的GEP，因为从根本上讲它们不具有可比性。相反，应优先拟定基于特定生态系统单元的生态产品价值核算规范，在处理流域上下游之间发展与保护的关系时，在土地利用类型发生变化时，或者在开展有关投资项目评估中纳入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才是生态系统核算最有政策意义的应用。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生态系统核算不是万能的，像三江源这类区域提供的“中华水塔”生态服务价值，无论其估值多少，都是不能交易的，就像一个人不会出售自己的心脏一样。

本文认为，生态系统核算的目的在于促进我国生态系统资产保值增值，确保青山常在、绿水长流，使绿水青山产生的生态系统服务流量在一定时期内实现价值最大化。在生态系统资产核算方面，应重点计量资产范围、状况、生物多样性、连通性、可达性等特征，以及影响这些特征的压力，并考虑阈值、限制、耗减及退化等因素，而不能仅关注它在某一时期内可能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流量总额，更不能简化成GEP核算。因为生态系统资产如同皮肤，而GEP力图反映的生态产品总值如同不考虑资产耗减，即相当于退化的毛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关于生态系统核算的重点，从生态系统资产类型的角度出发，本文认为应优先开展对森林、草地、湿地、城市蓝绿空间和海岸带生态系统的核算，而不是在不考虑各类型生态系统的有机整体性和主要生态功能的情况下，对所有生态系统不加区分、不分重点地设置大体相同的核算指标，并采用同质化的价格进行核算。从生态系统服务类型的角度来看，我国供给服务已经直接计入GDP，有门票收入的文化服务也间接计入了GDP。根据SEEA EA中提到的“在生态系统核算中，所有生态系统服务都在国民账户体系的生产范围之外”，我们建议从核算生态系统提供的、尚未进入传统GDP核算范围的生态系统调节和维持服务入手对生态系统服务进行核算，待条件成熟时再纳入未进入GDP核算范围的那部分文化服务。

4.2  遵循SEEA EA准则，开展我国生态系统核算

建议遵循SEEA EA关于生态系统资产、生态系统服务、交换价值等的严格定义，根据“供给=使用”核算框架，以交换价值为估值原则，在考虑数据可得性基础上，参照与交换价值概念一致性的程度暨从最高优先权到最低优先权的顺序，选择运用恰当的估价方法和价格参数，力求在反映客观实际、国际可比的轨道上开展我国生态系统核算工作。

SEEA EA指出：生态系统核算的一个共同起点是编制生态系统范围账户，生态系统范围账户为生态系统账户提供统计框架。除范围账户外，根据现有数据和特别感兴趣的问题，可以致力于汇编不同生态系统类型的生态系统状况账户，并致力于量化生态系统服务流量。    某个生态系统的范围账户和状况账户共同反映此生态系统资产的实物量；特定生态系统生成的所有未来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加总，提供了某个时点上该生态系统资产价值的估算值。

在此基础上，各地区可根据自身生态环境的特点与需要，选择编制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海洋、城市地区等专题账户。需要注意的是，GEP仅是一个当年特定区域内产生的生态系统服务流量的价值量总额指标，不能反映生态系统资产的空间位置、面积大小、质量及质量变化等情况，难以剔除价格变动造成的影响，难以体现生态系统服务的空间分布特征，以及各种生态系统服务的实际使用量、使用者和实际付费等，目前GEP仅在SEEA EA的第9章及第14章出现过。同时，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在区域面积、人文历史、经济社会、自然环境等诸多方面差异巨大，当前基于行政区域单元的生态产品总值核算工作仅依靠统计机构并不可行。在核算方法不完善时，继续按《规范》计算GEP很容易导致各地区不顾其生态系统资产（存量）质量下降而片面追求某一时期生态产品（流量）价值增长，以及由此引发相互攀比等问题。

4.3  树立生态系统的系统性和有机整体性的观点，夯实实物数据，切实开展不同领域研究人员及与经济决策者之间的交流合作，为我国制定科学严谨、可操作性强的生态系统核算指南

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生态系统是指“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群落及其无生命环境作为一个生态单位交互作用形成的一个动态复合体”。换句话说，系统性和有机整体性是生态系统不可忽视的重要特征。我们应避免以静止、孤立、机械或片面的观点看待生态系统的价值。同时，我们要区分每种生态系统的主要生态功能，并了解在一个生态系统中不同生态功能或服务之间可能存在的协同作用、冲突或权衡。

我们还应牢记，无论评估的概念和目的是什么，估值都应建立在生态系统资产实物量存量（包括范围大小、质量状况及其特征）和生态系统服务实物量流量的通用基本数据集之上。这要求我们首先要夯实实物数据。面对生态系统服务实物量数据仍存在较大缺口的问题，我们应积极跟踪、利用国际社会已有的研究成果和数据资源，同时要求研究人员通过大量深入细致的数据观测、采集分析等工作加以弥补、充实、改进和逐步完善。在此过程中，除了积极跟踪国际上国民经济核算统计框架和环境经济核算统计标准的发展之外，还要注意借鉴英国、荷兰、美国等国家在生态系统核算工作方面的有益经验。因为不同地理空间形成的生态系统服务被使用率相差很多，所以尤其需要注意将生态系统服务的实物量数据与其所在空间位置相匹配。与空间位置配套的实物量数据是价值量核算的基础，离开基于空间分布的实物量数据计算出的价值量，其用于指导实践的作用势必大打折扣。

关于SEEA EA仍有若干议题将受益于国际统计界的进一步审议，涉及概念、方法和实施问题。应对这些挑战并推进这一领域的工作，应是经济学家、生态学家和核算人员共同关注的焦点。笔者认为，要想取得进展，需要对经济、生态和核算学科中发展起来的各种传统之间的联系有很到位的理解，经济学家、生态学家和核算人员需要共同努力整合各自应用的不同观点，以更好地应对这些挑战。而持有不同数据集的政府机构之间的合作，将促进增强数据整合与在术语和定义方面更大的共性。

鉴于《规范》是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国家统计局共同牵头，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中科院等部门参与制定的，笔者建议：①考虑是否有必要像美国或英国那样，成立一个更高层次、更多相关部门参与的部门联系工作机制或专家委员会，真正实现多学科，特别是包括经济专业学者的共同讨论，主要观点公开接受社会建议与意见；②可以考虑将中央与地方政府支持的各种生态系统、环境核算的研究结果放到一个公开的信息平台，这样一方面可以实现信息共享，另一方面各类研究成果可以为社会所了解和甄别，促进生态环境核算工作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迈向更加科学高效、实事求是的轨道；③建议成立一个像美国或英国那样的跨学科的生态系统/环境核算专业人员研究网络，制定一个多年研究框架，组织开展有关专题研究，或者让研究人员与决策者共同开展中国生态系统核算研究项目。在此基础上，逐步研制出既符合环境经济核算国际标准，在我国实施时又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能够较为准确地反映我国生态系统服务的实际使用去向、数据质量可控的核算指南。这将使我国的生态系统核算工作不仅为本国环境经济政策制定提供强有力的支持，还能在生态系统核算领域贡献出世界公认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我们还应认识到，生态系统服务或生态产品流量受自然力的影响很大，简单地将估算结果用于政府政绩考核可能会失去公允性。鉴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一些核算结果没有被采纳也属正常，因为统筹发展和保护是当前最大也是最需要破解的难题，需要一个有力、有效的协调或评价机制。希望本文能为促进不同学科领域的生态系统核算研究人员展开建设性的学术讨论，并逐步建立共识做出贡献；更希望能帮助我国在世界生态系统核算领域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