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迎：碳达峰与碳中和二者联系密切，是一个目标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与2035年中国现代化建设第一阶段目标和美丽中国建设第一阶段目标相吻合，是中国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标志。第二阶段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与《巴黎协定》提出的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革命前的2℃以内并努力控制在1.5℃以内的目标相一致，与中国在21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美丽中国的目标相契合。

　　2020年可以说是“碳中和元年”，各国在更新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的同时纷纷提出碳中和目标，国际社会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加快推进全球气候治理呈现积极势头。我国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并积极行动，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将为世界各国共同应对全球气候环境挑战、共建清洁美丽世界注入信心。

刘长松：这一承诺顺应了全球绿色低碳可持续的发展大势，是提升全球气候治理领导力与话语权的重要途径，对深化国内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从全球层面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我国主动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有利于应对国际减排压力，在应对气候变化与加强国际合作方面发挥引领作用。从国内来看，我国当前的生态环境质量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的向往还有不小差距，加快实施碳达峰、碳中和，有利于减轻气候变化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冲击，协同提升生态环境质量、粮食安全与能源安全保障水平。

陈迎：从排放总量看，我国碳排放总量巨大，2020年约占全球的29%，是美国的2倍多、欧盟的3倍多，实现碳中和所需的碳减排量远高于其他经济体。从发展阶段看，欧美各国经济发展成熟，碳排放进入稳定下降通道，而我国GDP总量虽跃居全球第二位，但人均GDP刚突破1万美元，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发展的能源需求不断增加，碳排放尚未达峰。要统筹协调社会经济发展、经济结构转型、能源低碳转型，难度很大。同时，我国承诺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时间远远短于发达国家所用时间，相应地，所要付出的努力也远远大于这些国家。

谷树忠：一方面，与美日等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短板较为明显：发达国家已经完成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我国仍处于快速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能源需求旺盛，抑制能源总量、全面碳减排任重道远；发达国家产业结构以服务业为主，我国产业结构中制造业仍占较大比重，产业转型任重道远；发达国家以非煤能源为主体能源，而我国尽管已成为风、光伏、水发电能力最大的国家，但仍以煤为主体能源，能源结构转型任重道远。

　　另一方面，我们在制度、人才、国土等方面优势突出，为实现目标提供了充分保障。未来，我国可通过健全法制、改革体制、创新机制、完善规制，通过政策引导、科技进步、人才支撑、投入保障，持续有效地推进产业革命、能源革命、贸易革命，确保如期实现目标。

谷树忠：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对能源生产部门影响最大，其次是能源主要消费部门。前者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行业，尤其是煤炭行业生产总量将受到规划限制。后者包括交通、建材、建筑等行业，其能源需求总量、结构等将发生重大变化。集能源生产者和消费者于一体的电力行业特别是火电行业，将在供给和需求两端受到压力，电力行业的低碳绿色转型、“碳脱钩”趋势将最为突出，风、光伏、水发电总量及占比将持续提高，清洁低碳电力的经济性能持续改善。然而，“绿电”的使用还存在不少限制，迫切需要进一步推进电网改革，增强其对“绿电”的消纳能力；改革上网电价制度，向“绿电”适度、有序倾斜；推进“绿电”技术创新应用，提高其技术性能、经济性能。

姜克隽：当前，我国已将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正在制定碳达峰行动计划，广泛深入开展碳达峰行动，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和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率先达峰。目前已经有央企公布了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如宝武钢铁、国家电网、中石化等，也有不少民营企业公布了碳中和目标。

陈迎：碳达峰、碳中和对很多人来说还是“新生事物”，各级党委政府要增强抓好绿色低碳发展的本领，首先要先学一步，提高科学决策能力；其次要摸清家底，因地制宜制定政策和行动方案；最后要有长远战略眼光，不能只看短期利益，要有打耐力战和持久战的准备。

谷树忠：各级党委政府要心怀“国之大者”，围绕“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及其他相关规划计划、行动方案等，部署安排本地区、本系统、本行业相关工作，重点做好碳减排、碳封存、碳吸收、碳利用等工作，推动能源低碳绿色转型、产业低碳绿色转型、贸易低碳绿色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