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中国经济是如何成功发展起来的？

题记：5月13日晚当代经济学基金会第六届思想中国论坛在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隆重举办，论坛主题为“中国增长奇迹：来自不同流派的观点”。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经济学院院长张军；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冯兴元；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雅特聘教授张维迎发表主旨演讲。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孟捷、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梁琦受邀作评。本文为张军教授现场主旨演讲全文。

我们都知道中国经济的成功崛起吸引了很多很多的经济学家的注意力，因为中国成功发展的现象最初并不在主流经济学所能预测的范围里。中国在制度上不是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典型范例。因此，经济学家很好奇，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中国的成功发展。我这里简单地提一下文献里对中国的发展奇迹所做的几个代表性的解释。

比如说诺顿（Barry Naughton）教授提出的“计划外的增长”（growing out of the plan）的理论。我在1997年出版的《双轨制经济学》那个书大概也是侧重于从计划向市场转轨的独特策略来理解中国的经济增长的。

另一个理论是林毅夫教授三十年来一直在倡导的比较优势理论，现在扩展到了所谓的“新结构经济学”的框架。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更加注重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结合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考虑到有效市场的存在是显示生产要素真实价格的前提，而后者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哪些产业领域具有潜在的比较优势。这样一来，作为发展经济学或经济追赶的理论，如果以有效市场条件作为前提，对绝大多数落后的国家而言显然是有些苛刻了。

我想，发展经济学，无论什么理论，研究重点不在于告诉一个国家应该发展什么样的产业才能更好地实现经济发展，而在于回答那些看上去并不具备经济增长条件，却实现了经济追赶的国家或地区是怎么获得成功的? 它们做对了什么？采用了什么可行的发展战略？为什么这些国家而不是别的国家可以成功？

还有一个有影响的理论就是1993年许成钢和钱颖一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工作论文中首次提出的，认为中国的经济管理体制具有类似公司M型组织结构的特点，这个特点对于分权和地区间的竞争格局的形成具有积极的影响，这是中国可以比具有单一型组织结构的俄罗斯更容易利用市场机制实现经济发展的原因。

经济学家张五常在2009年写的《中国的经济制度》这本书，也重点讲到了税收分成制下县级政府之间的竞争对推动地方工业化的独特角色。周黎安的一系列文章则从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构造了地方的GDP竞赛机制，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最后，我也要提一下最近我的合作者、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朱天教授在牛津大学出版社推出的新书，书中他提出了一个理论，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之所以普遍高于很多发展中国家，主要是储蓄率高和注重教育造成的，而这些又跟我们家庭保持的勤俭节约和重视子女教育的传统文化有关系。

很容易看出，以上这些理论总体上还是过于强调中国的独特性。M型结构也好，双轨制的转轨策略也好，包括独特的中央地方关系、传统文化等等，这些都是比较特色的东西。这些独特性当然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的成功经济崛起是有帮助的。但是，解释中国经济成功的理论如果过分强调独特性，就会局限其合理性的范围，理论的解释能力也相对有限。有没有可能把中国的经济发展现象在更一般的理论框架里得到解释？如果可以，那么中国成功的逻辑就能对主流经济学，特别是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拓展有更大的贡献，

我这两年一直在思考到底从哪入手才能更一般地来总结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提出能超越中国现象、能解释更多现象的理论？中国经济发展的现象跟那些在战后也能成功提升人均收入水准的经济体，有什么相似之处？寻找到共同点才有可能回答我的这些问题，才有可能提供出一个更一般的理论框架。

寻找共同点需要我们从一些现象的观察开始。一个最直接和简单的经验观察是，中国在过去40年的经济发展中经历了可贸易部门的快速扩张，特别是制造品出口的扩张。这可以从贸易依存度与出口依存度的数据中直观地看出来。我们知道，出口依存度和贸易依存度的扩张事实上也是东亚奇迹的最重要的现象。虽然日本的贸易依存度在战后的表现相对较低些，但我日本京都大学的老朋友提醒我说，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确实也有过出口扩张和贸易依存度快速提升长达几十年的经历，从不足10%到了接近60%。当然，日本的经济体量比四小龙大得多，也是它在战后时期贸易依存度不如四小龙那么高的一个原因。

中国和东亚奇迹的经济体在经济快速发展中都拥有更高的贸易依存度，我认为是个重要的现象，它提醒我们这些经济体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都实行了类似的贸易扩张战略，特别是出口促进的战略。所以，研究这些地区的发展战略是在理论上解释它们为什么成功的一个更具一般性的起点。我认为，在发展战略的框架里发展出一些理论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可以拓展主流经济学和现有的发展经济学的分析范围。

我认为，发展战略对于理解战后那些经济发展成功者的成功之道是非常重要的，毕竟作为后来者，那些先行的工业化国家或发达经济体已经是模仿和追赶的对象，所以在经济发展方面国家执行什么样的追赶政策非常重要。

相对而言，近代欧洲工业革命后崛起的那些工业化的先行国家就不一样了，它们的经济发展主要是市场经济自然演进和企业家推动的，国家和战略的角色不是那么重要。也因为这个缘故，西方经济学家对理解经济发展现象提供的所有理论，包括新制度经济学理论，都是关于市场机制和市场经济所依赖的那些基础制度如何重要的，这显然是基于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历史经验，他们看到，私人产权和契约很重要、企业家很重要、资本市场和金融很重要，等等，诺斯（Douglas North）的新制度经济学更是发扬光大，强调了这些制度对理解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但问题是，按照这样的理论预测，贫穷落后的国家，经济是很难发展起来的，因为长期缺失这些市场经济的基础制度。不错，大多数落后的经济体今天依旧落后，但为什么在战后东亚地区和中国等少数经济体可以成功实现经济追赶和发展呢？

这说明，这些地方，包括中国，一定采取了一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其制度缺陷和市场经济不发达的政策，扬长避短，而且这些做法一定是要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被追赶的对象，也就是发达国家在技术、资本和市场规模等方面的长处。所以，如果我们要寻找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的秘诀，那其实我们也要同时看到欧洲以外的亚洲地区的经济，特别是东亚地区在成功经济发展上可能具有的类似的做法。

这让我更加相信，作为工业化的后来者，对发展战略的选择是至关重要的。我今晚想特别强调的是，后来者经济发展的成功可能不仅因为战略执行上的成功，更重要的是，一个国家能否成功转向一个可以成功的战略，这是核心。这样就会打开我们的视野，让我们看到什么样的国家或政府更容易实现这种转向。立足发展战略的角度来看问题，就会让我们看到，对落后的经济体来说，为什么能跟先行工业化国家进行贸易活动是重要的，为什么接受发达国家的技术转移是重要的。换句话说，一个成功的发展战略一定是要能创造出将自己进入到全球贸易体系与全球投资市场的机会。以我的观察，对这种机会做出反应的差异是我们理解为什么至今仅有少数经济体在战后成功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的一个关键之处。

这样一来，对中国经济崛起和东亚奇迹能做出合理解释的理论，必然能为我们审视国家能力以及政治精英质量的差异提供可能性。而一旦我们把国家和政治因素带入分析框架中，这就跟一个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不同了，因为后者的理论里没有国家和战略，只有要素和市场机制，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是单一部门的，不涉及一个落后的国家如何在经济上追赶一个先进的国家这样的问题。

类似地，战后很多经济学家在经济发展问题上提出的理论，大多数都也都是单一部门的，非常强调国家内部用“大推进”的方式来实现经济的发展。实际上这一点很有意思，因为战后时期，大多数落后的经济体确实都把经济发展寄托在“大推进”的战略上了。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似乎是容易理解的。那些威权的政府或从殖民地时期独立出来的国家政府，通常都会有比较强烈的经济发展意愿和追赶目标，来确保其政权的稳定。

在发展经济学的文献当中也常常会提到，东亚经济的成功跟这一地区的政府有比较强的发展意愿有很大的关系。就今天而言，发展意愿不高很可能真实描述了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不发达经济体的现状。在东欧，你能感受到那里跟东亚地区确实非常不同，这种不同很大程度上是政治上的不同造成的，这反映了东欧与东亚在国家历史和文化上的差异。正因为如此，东亚地区的这种发展意愿被西方的经济学家定义成一个“发展型的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s），不然无法解释世界上的落后经济体之间在发展动力上存在的巨大差异。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实。

跟这个有关的另一个可以观察到的现象是国家能力的差异。相对于那些“发展型的国家”，世界上大多数地区的落后经济体似乎都缺乏一个素质较高的技术官僚体系。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曾经总结过，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难以实现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是国家能力太弱，太腐败，无法做出和兑现可信的承诺，难以有效保护产权和维持稳定的政治秩序。

对中国和东亚地区而言，威权国家、国家能力、技术精英官僚等等，这都不是什么问题，这些都是漫长国家历史的遗产。问题是，对于一个强势的政府而言，它又有什么理由不去推动“大推进”的发展战略呢？理论上说，应该正相反，强势的政府会更倾向于选择大推进战略来实现经济发展上的承诺。确实，如果我们认真研究日本和东亚经济崛起的历史，会发现其实它们最初都是搞所谓进口替代战略的，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都是如此。中国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更是这样，搞封闭的计划经济并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

这说明，内向型的工业化战略或进口替代战略，听上去能更好服务于这些地方的强势政府的承诺或最求快速工业化的目标。但是真正能成功的例子极少，不仅如此，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失败之后能够放弃这一战略的国家就更少了。因此，这就帮助回答了一个重要问题，所有追赶成功的经济体，它们的成功并非因为它们对什么是可行的发展战略有充分的知识和把握，可能都是因为它们在执行内向型的进口替代战略中遇到了难以为继的约束而不得不放弃它，哪怕不是那么彻底，而转向出口引导战略，这一点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汇报的一个核心的想法。中国当然也不例外。

从这一点出发，为了回答中国经济是如何成功发展起来的，我们需要把注意力转向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是如何放弃重工业优先发展为特征的内向型发展战略的。我在我的《改变中国》一书中专门回顾了东南沿海的经济特区是如何建立起来的，简单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亚洲四小龙更早时期兴办出口加工区的经验的影响。尤其是，深圳特区的创办更多利用了香港的资本、技术和订单，开启了以“三来一补”为主的出口加工产业发展的进程。但是中国那个时候整体的经济模式还是计划模式，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模式。到了80年代中，沿海地区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开始利用廉价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事简单的加工生产，更多是集中在消费品制造领域，尽管技术和设备落后，但因为那时候中国面临消费品的严重短缺，乡镇企业的产品还是很有市场，而且也开始参与到出口市场中。

尽管如此，由于可贸易部门的发展有限，中国跟世界经济的联系依然较弱，跟全球市场还是相对分隔的。最重要的是，中国那时还依然面临严峻的外汇短缺。没有外汇，就难以大量进口先进的设备和技术装备。

日本京都大学的刘德强教授在一篇文章中提供了一个资料，谈到1986年的时候邓小平先生找当时的国务院的领导和分管领导谈话，跟他们讲，现在急需研究办法来解决外汇短缺问题。这意味着外汇约束成了当时中国经济在发展战略上碰到的一个难以克服的问题。

我在2013年的文章中就说到外汇约束对理解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转变的重要性问题。外汇代表了最稀缺的资本，外汇短缺会抑制先进设备和技术的进口，对当时国内的工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虽然我们在计划经济时期一直面临外汇短缺，也要想办法出口创汇，但我今天越发认为，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外汇短缺的约束可能是发展战略转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导火索。

就在邓小平提出要国务院研究如何扩大出口能力的问题之后不久，1987年国家计委研究所的年轻学者王建向有关部门提出，以两头在外为特征的所谓国际大循环的发展战略。据说这个报告得到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打开了决策者的思路。根据田纪云的回忆文章，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从1988年开始在沿海地区实施以“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为特征的所谓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根据外向型发展战略要求，沿海一百多个开放市县要设立经济开发区，通过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加快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要实行两头在外和大进大出，参与国际大循环；要大力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大力发展三资企业。

事实表明，实施这个沿海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引导并加快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国经济也在之后的20多年进入持续和快速发展的时期。理论上说，这个外向型发展战略本身是一个出口导向的战略。发展经济学文献里对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两类发展战略做了很多的讨论，也有不少争论，这个大家都比较熟悉，我不再赘述。但是我认为在一般意义上，出口导向战略很好地满足了两个我把它叫做最小化的条件：

第一，出口导向的战略对制度质量的要求是最小的。回想一下，我们1979年就可以在经济特区这样的很局部的空间推行出口加工的政策，而无需等中国全面改革其经济体制。这也是它作为发展战略相对更可行的原因。

第二，它的推行对现有经济部门的利益冲突是最小的。因此，这个战略不太会触发利益集团的抵制，在政治上更可执行。

这两个条件是内向型的进口替代战略难以满足的。保证了出口导向的战略如果能够推行，它比较容易成功。但即便这样，这些条件并不充分，要理解为什么中国和东亚地区可以成功地实现经济发展，还需要一个政治经济学的框架来帮助解释是什么原因导致它们放弃了早先的内向型发展战略，而转向了出口导向的战略。

我认为实行这样的战略的一个最重要的结果是加快了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速度。在这当中，加工出口、外商直接投资和可贸易部门的持续扩张是个最重要的机制。过去20年，贸易领域的经济学家对中国在吸收FDI、贸易参与和获得技术转让与扩散等领域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经济是如何获得成功的，有很大的帮助。

1954年刘易斯（Arthur Lewis）在他的经典论文里说过，经济发展就是一个能找到储蓄与投资相互促进的机制，使得你原来较低的储蓄率可以不断提高，从而有能力加快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中国和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非常符合刘易斯对经济发展的定义。但刘易斯在文章中没有谈到如何才能进入到这个良性循环。中国和东亚的经验告诉我们，找到可以发挥自身的相对优势、同时又能利用到先行工业化国家的资本、技术和市场的贸易机会，对于进入这个循环是非常重要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仅对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战略的讨论还是不够的，可行的外向型的发展战略当然是重要的，但如果我们不能回答为什么中国和东亚地区而不是世界上的大多数落后的经济体能成功实现发展战略的转变，我们就不能真正解释中国经济的成功之处，对东亚奇迹的出现也难以自圆其说。

我总结一下，上世纪80年代后期，政府允许以吸引外资和加工出口外特征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在沿海地区的推广是重大的战略转变，这是解释中国经济成功发展的关键。这种战略也是出口导向和贸易引领工业化的战略。它的实施对制度质量的要求最小，政治上更可执行，是中国和东亚模式成功的基本条件。以西方眼光看，虽然看上去中国并不具备经济增长的一系列制度条件，但节约制度型的发展战略则很好地利用了发达经济体的资本、技术和市场，通过融入发达经济体主导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通过吸收外投和技术推动加工贸易的扩张，把经济发展变成一个典型的学习过程。这是东亚、中国跟近代欧洲在经济发展的道路和模式上表现出的根本不同之处。

本文来源：当代经济学基金会微信公众号